作者：杨莉馨
在谈及中外文化交流时，我们常常提到“洋为中用”。《中为洋用：欧洲艺术中的中国元素》（以下简称《中为洋用》）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抢眼的大标题，提醒读者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
该书从欧洲艺术说起，以陶瓷、绘画与织物、建筑与园林、室内装饰、家具和其他物件六大门类展开，挖掘了意大利、荷兰、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瑞典、俄罗斯等国的工艺美术与装饰艺术中的中国元素，呈现出中华文明影响欧洲艺术的洋洋大观。
中国艺术之花全欧竞放
《中为洋用》首先以作者搜集的大量一手文献为基础，在开阔的中欧文化交流史的视野中娓娓道来。不仅清晰描绘出17—18世纪席卷全欧的“中国风”产生的特定时代风貌，亦为揭示中国文化元素对欧洲生活与艺术各个方面的渗透与滋养，提供了充分的前提。
比如，在“陶瓷”部分，该书从青花碗是如何进入中世纪意大利贵族家庭，由此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画家笔下洋溢着东方风情的美妙素材起笔，不仅证明了欧洲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运动早期，经由地中海通道，东西方之间已有了丰富的经贸往来和艺术交流的基本事实，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以中国为主体的远东文化艺术、中东与近东的伊斯兰文化艺术等为欧洲社会挣脱中世纪桎梏、步入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书中写道：“意大利由于地理上的特殊位置，历史上一直跟黎凡特有密切的来往。而黎凡特作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集散地，汇集了来自东方的货物，这些货物又由来自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及西西里等地的水手和商人运往欧洲各地。”其中，中国的陶瓷尤其因为珍稀与美丽，成为欧洲上层阶级竞相购买、收藏与展示的珍品，因而也经过绘画名家之手，展现在今天的观众面前。如1495年至1505年间，意大利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完成的宗教题材绘画《三博士朝拜圣婴》中，东方三博士之一的手中所托举的一只美丽的青花碗，堪称“欧洲绘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青花瓷器”。再比如1514年，意大利威尼斯画家乔万尼·贝利尼创作的、以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长诗《岁时记》为灵感来源的《诸神的盛宴》油画中，也出现了三件美丽的青花瓷器。而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及其东方贸易之旅，大量的青花瓷器被运抵荷兰，自17世纪早期开始，荷兰的画家们亦开始频繁地在早餐静物画中表现青花瓷，甚至中国宜兴的紫砂茶壶也有出现。
另一个突出实例，是书中讲述了一只为众多欧洲艺术家带来设计灵感、被称为“欧洲历史上最早的有比较详细记录的中国艺术品”的青白釉瓷玉壶春瓶，其身世是如何经由繁复的考古鉴定之后终于水落石出的。原来，此花瓶最早出于14世纪中期中国瓷都景德镇或附近地区，曾作为礼物赠送给匈牙利国王路易大帝拉约什一世，后几经易手到了18世纪，终于成为法国主教弗朗索维·德·考马丁的珍藏。再后来它又来到了英国，成为19世纪英国小说家威廉·贝克福德的藏品，被藏于他出资修造的丰特希尔修道院，并得名“丰特希尔瓶”。这一梳理，亦为读者了解中国瓷器传入欧洲的通道、路径提供了重要史料。
在勾勒了中国艺术西传的途径，探讨了劲吹的中国风对欧洲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之后，《中为洋用》转入了具体论述。欧洲艺术家、能工巧匠和科学家们在汲取、借鉴了中国艺术巧思的基础上，又基于自身的实用或审美需求融入欧洲工艺美术元素，由此创造出融东西方风物、情趣于一炉的艺术新品，其中又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中国工艺品的基础上融入欧洲艺术元素，形成中西合璧的效果，如前述“丰特希尔瓶”被加装金属附件并刻印了贵族纹章的例子；另一类更加普遍的，是模仿中国艺术的题材、动植物与人物形象、构图、技法与风格而加以仿制的中国风艺术品，以降低昂贵的东方工艺品进口成本，满足欧洲上自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对奢侈的东方情调的追慕之情。由此，从意大利、西班牙到瑞典，从法国、英国到俄罗斯，无论南北东西，各国的中国风艺术品彼此交流与竞争，使得中国艺术之花在全欧范围内竞放。
风靡欧洲的“中国风格”
除了陶瓷，中国的建筑艺术与园林美学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17—18世纪欧洲的建筑与造园艺术。1585年，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安·门多萨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成为欧洲第一部详细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一个使团来华，于1656年到达南京。随行的约翰·纽豪夫事后出版了《荷使初访中国报告》，十分畅销。书中附有150多幅插图，并对南京的大报恩寺有细致的文字描绘。此外，德国学者阿塔纳斯·基歇尔的《中国图说》、法国来华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等17世纪欧洲汉学著作中对中国风物、建筑、人物等的描绘和插图，均在欧洲人面前呈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东方帝国的美丽形象。
《荷使初访中国报告》即直接启发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特里亚农宫中瓷宫的建筑格局与内部装饰，堪称欧洲最早的中国风建筑。闻名遐迩的瑞典中国宫作为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于1753年为其王后精心打造的生日礼物，同样是建筑艺术上“中为洋用”的出色范例。清廷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于1866年随访欧洲时曾应邀参观了中国宫，并在《航海述奇》中触景生情，产生了“归帆故里”的强烈愿望。这位瑞典王后的兄长、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同样是一位钦慕中华文明的君主，曾为“中国之家”亲自设计草图。这座位于“无忧宫”花园一角，有多位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家参与其中，门廊由大量中国人物雕像环绕，穹顶和墙壁上都饰有中国风绘画和来自中国的艺术珍品的“中国之家”于1764年完成，成为国王品茶、宴客的重要场所。包括中国宫在内的瑞典卓宁霍姆宫和德国“无忧宫”，20世纪90年代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而欧洲最为人熟知的中国风建筑，恐非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内的中国宝塔莫属。宝塔的设计者、英国建筑艺术大师威廉·钱伯斯青年时代三次来到亚洲，两度到过广州。他研习汉语，尤其对中国园林艺术情有独钟，并于1757年出版了《中国建筑、家具、服装、机械和用具的设计》一书。他对南京的大报恩寺塔尤其印象深刻，有学者认为，丘园宝塔正是以大报恩寺塔为原型的。1762年，高达50米、10层的宝塔落成，成为伦敦著名地标之一。一年后，钱伯斯在《萨里丘园及其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和透视图集》中，将之称为“Great pagoda”,明确指出其是对中国宝塔的模仿。他还尝试将中国园林艺术思想带入丘园的设计之中，努力创造移步换景、柳暗花明的美学效果。丘园的中国园林特色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园林艺术。追求自然闲适、错落有致、和环境协调统一的大量英中式园林开始出现。
开启了“东方文艺复兴”
通览全书，读者感受最深的特点是选题的独到。长期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学术交流，学界关注更多的是西学东渐。然而放眼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学西传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早于亚历山大时代，中国便以“赛里斯”之名被欧洲文献所记载，彼时西方有关中国的描述还多是缥缈虚幻的东方传说。但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促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的产生，第一次将遥远的东方和西方连接了起来，自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兴起于17世纪中叶的“中国热”风靡欧洲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使得中国瓷器、漆器、茶叶、丝绸等成为欧洲社会追捧的对象，中国的园林艺术、政治体制、儒家学说等也备受欧洲人的青睐。“中国风”从有形的器物再到无形的制度、哲学与审美文化均给欧洲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启蒙思想家们建构合乎理性的近现代社会秩序的现实参照与精神向往。《中为洋用》正是着力于此，以大量史料有力证明了东西文明互鉴的历史事实，促使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深感自豪。
全书以大量琳琅满目的图片资料为读者提供了异常精美的视觉画面，不仅是文艺复兴以来到17、18世纪包含瓷器、绘画、雕塑、建筑、家具、室内装潢、壁画与壁毯等在内的简略版欧洲实用和装饰艺术史，更是中西文化艺术交流史，以中国风深入欧洲艺术各领域的丰富形态，体现了东方文明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到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所发生的作用。
进入19世纪之后，由于多方面因素的作用，欧洲的“中国热”逐渐回落，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发生了改变。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中西文明再度发生了剧烈碰撞。以反叛科技至上和工具理性、拒绝平庸、崇尚直觉等为特征的美学现代主义运动再度将东方传统哲学与文学艺术引入了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以对中国的重新“发现”开启了“东方文艺复兴”。此时西方的美学思潮与文学艺术正经历着从以“模仿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传统中脱胎换骨的重大变革，中国的多种文化艺术元素为欧美的现代主义者们提供了来自异域的助推力量。
300年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欣喜地写道：“我认为这是命运的一个奇妙安排，今天人类的生养和完善应该集中在我们亚欧大陆的两个极端，即欧洲与中国……或许是上天的安排，使最文明和最遥远的两种人各自向对方伸出了自己的手。他们逐渐将人类引向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 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