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姓系福建上杭的大姓，人口排名上杭县城居首。上杭郭氏皆宗郭福安为开基祖，而郭福安也是公认的上杭城奠基者。那么，郭福安身上隐藏着哪些历史密码，他对上杭乃至闽西的开发和建设，又做出了什么历史贡献呢？颇值得后人探索一番。
据谱载，郭福安系（大宋）盐铁司承事郎，行十六，故称“一世祖十六承事公”。生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卒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享年八十有八，米寿——放在今天也是高寿了。承事郎级别不高，七、八品官阶，一般是个虚衔；但“盐铁司”这个部门大有来头，十分重要。
北宋前期建立三司制度，集中财权，主理财赋，这个“三司”就是盐铁、度支和户部。度支和户部分别管财政拨款和户口民政，自不须说；居首的盐铁司“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军器之事，以资邦国之用”，可比之于今天的自然资源部。其长官为盐铁使或盐铁副使，相当于今天的自然资源部部长甚至主管副总理，为皇帝倚重的股肱之臣。
盐铁司派员来闽西榛莽之地干什么？采矿。
众所周知，中国的稀土矿储量世界第一，但金银铜的储量却相对贫乏，而这三种矿产是古代货币的主要材料。金银由于过于稀贵，明代以前极少作为民间日常交易的币材，而用于大宗保值、贮藏、打造贵重首饰，或者宗教、祭祀、陪葬等场合，承担币材的重任就主要落在铜的身上。但自秦汉至唐，五铢钱和开元通宝等的大量铸造发行，加上唐代佛教盛行，全国上下大造佛寺、佛像，基本耗尽了依靠古法炼铜之产出。入宋后或面临“无钱可用”的困境，恰在此时，中国首创的湿法炼铜即胆水炼铜法逐渐成熟，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胆水炼铜是宋代冶铜业的一项重大技术革命，对促进当时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胆水炼铜脱胎于传统炼丹术。炼丹术在唐以后逐渐式微，但其中摸索出的以铁置换天然铜溶液中的铜的方法流落民间，在宋代成熟、成形。胆水法产出大量铜材，也推动两宋创造了远超汉唐的经济成就。
唐末、五代，中国经历了百年的乱世，衰敝之极，直至赵宋重新统一中原，平定南方诸国割据政权和北汉，才得以喘息，相对安定发展了一段时期。由于北边面临契丹（辽）和党项西夏等的重大军事压力，稳定和开发南方就成为势所必然和基本国策。自此，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加速南移，南方迎来大发展机遇。
南方多地山峦叠嶂，森林密布，人口稀少，中土民众即使携带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及耕作技术，前来开发、拓殖，筚路蓝缕，当属不易。但当时在两广和闽西等地发现丰富的金铜矿，加上胆水炼铜等技术的“适时”出现，无疑为开发这些地区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推动力。而邻近的江西地区，原本就是重要的铜金矿产业基地，技术发达，专业人才众多，开发岭南、闽西矿产，于是具备了充分、便给的物质条件。按照年代推算和时代背景分析，郭福安一众，应该就是在这一轮开发大潮中，来到闽汀经营紫金山矿产，并看上汀江“三摺回澜”处东西长十余里、南北宽三五里，地势平坦、郁郁葱葱的一块“难寻的风水宝地”，最终举族在此安家落户，开枝散叶，乃成今日杭川盛景。
当然，跋山涉水赴远方开辟荆莽之地，尤其开矿，绝非易事，需要强大的政治后盾和物质、技术保障；而立国未久，急欲经略南方、广辟财源的大宋政府也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于是，郭福安的“盐铁司承事郎”身份就顺理成章。盐铁司是紫金山等各地矿业的主管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各地源源不断的矿产，一起支撑着需求日益庞大的朝廷财政。
有宋一代，铜产量和铜钱铸造量均为诸朝之冠。开国百年之后的神宗朝达至顶峰，铸钱量竟为唐代最高峰的20倍！应该说，宋初郭福安们开发上杭紫金山并扎根此地，代代相传，愚公移山，为大宋的经济发展，文化文明璀璨耀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有论曰盐铁司承事郎郭福安系于1070年前后，受王安石派遣，率领一百多名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矿工，千里迢迢来到上杭钟寮场指导开发，有待商榷。上杭于994年置县，1027年（另有载曰1025年）县治迁至“坑冶盛兴，商旅辐辏”的紫金山钟寮场。钟寮场的繁荣就是开矿形成的，在神宗朝之前半个世纪的仁宗初年就已兴盛。县治早已迁此，何须郭福安等前来披荆斩棘，凿山筑路（后人将此山命名为“郭公岽”并立碑纪念），以竟其功？
由此可见，郭福安“凿山筑路”前来开发钟寮场，只能是钟寮场“流光溢彩140年”的因，而非果；郭福安应该早于仁宗朝（1023—1063）就来到上杭开发紫金山，其时王安石（1021—1086）还未出生，不必牵强攀附。钟寮场之兴，后来上杭县城郭坊村之开辟，也与王安石没有一毛钱关系。
开辟郭坊的郭氏始祖，民国版上杭县志、郭氏族谱、郭氏祖祠神牌，均只书“十六承事公”，对其名讳、官爵、生卒、业绩等均付阙如。这种情况之形成，有学者上溯并归因于明弘治六年（1493），知县徐绶修编县志时，将郭姓开发杭城的记载“砍削得一字不存”。这些又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与元代以来的国家治理哲学有关。
元代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是设“省”。元之前的各种行政区划，如州、道、路、府、郡、县等等，一般都考虑将语言风俗习惯和地理相近的同质民众（民系）归于一处，成其县、府、州、路之类，其弊端是容易滋生地方主义。一旦天下有事，同质民众中有人登高一呼，必成势力，或啸聚山林，或图谋割据，成为大一统中央政府的祸患。这种政治架构的缺陷，由于元代的设省，而得到较好的解决。
元朝为防范地方造反，将较大的同质民系以不同的行政区划，予以打碎、分割，根据需要将若干不同民系便宜捏合成某省、某路、某府、某州等等，使之相互制约，不易大规模麇集；使较大单一行政区划不具充分地理便利，以武相拒而行独立。这种政治制度之设立，虽没有保住元祚，但却让中国一直保持了大一统的惯性，地方割据势力即使坐大——如民国时期，也无法妄僭名号，名正言顺地搞独立。
明承元制，进一步加强地方管理。宋以降，南方逐渐得到充分开发，人口剧增。明中期开始，山多田少的福建等地人地矛盾、官民矛盾逐渐突显；一有大灾，必生匪患。日常民间矛盾突出，械斗盛行，而大规模械斗一般都是以姓氏、宗族为单位，官府往往疲于协调、镇压。因此，削抑、控制一方大姓、大宗，进行平衡、协调，是地方官们必备的基本政治艺术。
县治迁来之前名为郭坊，县城一直以来郭姓都是第一大姓，人多势众，又多拥有附近山泽田亩，当然会受到地方官的“特殊照顾”。一县之中心，不宜成为一姓之“尾大”。以此视之，弘治六年知县徐绶修编县志时，尽削郭姓开发杭城的记载，便很好理解了。治理之术也。
事实上，徐绶做知县之前后几十年，上杭一直比较动荡，“匪患”不断。徐绶之后不久（1517）还曾经发生王阳明驻军杭城，大破“贼匪”的史实。徐绶之时，必定形势较为严峻，施政偏于苛猛，在所难免。
考诸上杭郭氏明代民间族谱，各谱从一世祖到九世祖之名讳、名号、葬地记载是有的，生卒年一般不详，约十世以后各种信息才比较完备起来。这其实也是普遍的历史事实。唐及之前的世家门阀大族，才有资格修家谱；唐末、五代天下大乱，世家门阀士族制度瓦解，谱牒散亡，谱学衰绝。天下恐怕除了孔孟世家，其他各姓各谱都差不多流散殆尽了。《百家姓》出现，宋元开始出现民间私修家谱，但并不普遍，尚未形成风气。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明廷出于统治需要，从开始的压制，转为鼓励民间誊修家谱，于是修谱之风盛行，遍及各个家族，以致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上杭郭氏也不例外。明中期修的家谱，列祖列宗中有较详细信息者，仅溯及一二百年前的元世祖年间，再正常不过。
上杭郭氏先人墓志均刻“山西太原郡郭氏××世”，后人多以为福安公就迁自太原，这是对所谓“郡望”的误解。汉魏至隋唐的几百年间，各郡都产生了一些显赫的家族，这些家族就称为“郡望”（望即名门望族），意为世代居住某郡，人才辈出，为当地所仰望者。后《百家姓》等均以郡望标著各姓。太原有包括郭姓等28姓氏的郡望，而天下郭氏皆标“太原郡”。宋已废郡，说福安公就来自“太原郡”显然无稽。
事实上，郭福安生年之初，宋太宗刚灭北汉、夺取太原不久，太原随即变成军事重镇、抗辽前线；生长于此兵锋交错之地，不大可能具备金铜矿冶这类的“盐铁”技能，然后越数千里南下闽西荒莽之地搞开发。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理条件各方面来说，郭福安迁自江西的可能性最大，宋时，江西就已得到较充分开发，经济发达（矿业尤是），人文荟萃，名相王安石就出自江西抚州临川，王姓恰也是“太原郡”第一大“郡望”。后人多将福安公与王相“挂钩”，恐怕与此有关。
俱往矣！一千年前，郭福安们在江西、岭南、闽西等地辛勤开发，产出大量铜金等矿品共同支撑起大宋的庞大财政，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文化。随着南宋以后可采资源枯竭，生产技术跟不上，成本大涨，加上铜币大量湮失和流出外邦（宋币精美好用，极受欢迎），金属币材重新成为困扰中国的重大问题，以至于明以后只能主要依靠从西方的美洲殖民地和日本等地输入白银解决。受制于人，成为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并导致明朝覆亡和鸦片战争之辱，乃至清末民国的积贫积弱，国家经济主权几乎彻底沦丧。
一千年后，在郭福安们开创的这方土地上，冉冉升起一颗明星——世界知名大企业紫金矿业集团。短短几十年间，紫金矿业从上杭出发，产业遍布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几十个国家，源源不断为国家贡献着大量的铜铅锌和黄金白银等重要战略物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产值和社会效益。
铜早已不做币材了，但今天作为极重要的工业生产制造原材料，其作用更加凸显。而黄金仍旧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稳定因素，在时局动荡、世界格局变换之际尤其如此。因此，紫金矿业这样的企业，未来之发展必将更加举足轻重，为国家的经济金融稳定和繁荣富强立下殊功。
杭城蔚有今日荣景，郭福安公九天含笑矣！
摘《郭福安文化论集》 作者：郭伯文 龙岩闽西日报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