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谷川是我在意大利旅行时结识的朋友。之所以与他搭伴，从那不勒斯一路游到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全因他的好性格。譬如，旅途中他能问我要这要那，连谢也不说一声；兴起时在草地上翻筋斗，外加搭讪女孩，哪件都不少干。而且做这些时，他的神情朗亮如托斯卡纳的晴空。说实话，见多了日本人的“阴翳之美”，这样的率意，真让我喜欢。
我打趣说，据欧洲一百位酒店经理的打分，全球游客数日本人素质第一。“你一路咋咋呼呼，不怕丢日本人的脸吗？”他听罢呵呵一乐，问我知不知道日本有“出门在外，不怕丢脸”的谚语，我说不知道，但另外两句倒有印象——“旅行靠同伴，处世靠人情”和“常在外面走，或能交好运”。他听后更开心了，“那就请包容我吧”。
这个我自然乐意，只是暗忖他的同胞能否做到。因为就我所知，日本人到了国外，多好集体行动，不仅住同一家酒店，提同样的装备，还一体遵行同样的规矩。所以，只要你看到一群带耳麦的人，从下车一刻起就跟紧一个对麦克风自言自语的导游，默默地走，安静地看，且群行群止，很少稽留，准是日本人。我拿长谷川开涮：“难道日本人真是群居动物？拘泥刻板也天下第一？”他咧嘴笑笑，看自己一眼，好像在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反例，既独自行走，又不循规矩。
见他不服气，我继续逗他：“你看过早坂隆的《世界的日本人笑话集》吗？”“买了，还没来得及看。”“其中有一则笑话就发生在旅途中！”他来了兴趣，把脸转向我。“说的是航行中发生海难，船长下令弃船。他用来鼓励美国人的话是‘谁跳下去谁就是英雄’，鼓励英国人的话是‘谁跳下去谁就是绅士’。”“那对日本人呢，必定有对日本人的说辞吧？”“是，船长说的是，‘你看，大家都跳下去了’。”这下他有些尴尬了。原本我还想问他为何会买这本书，并告以从他至今没翻看过一页，就能猜出他的回答——“因为大家都买了。”——谁说不是，此书2007年前由中央公论新社推出，很是风靡了一阵。但现在看他的神情，我把话咽了回去。
心里明白，因为那个“驯化的社会”，自小习得的教养，早已让日本人习惯跟自己人腻在一起，既以增进认同，兼能联络感情。所以从小学的修学旅行，到会社的见学体验，日本人都喜欢选择“合宿”，发展到后来，有“音乐合宿”“瑜伽合宿”“空手道合宿”等多种名目，许多保险公司也乐意为此提供保险。试想，要这样的人到海外不待在一起，可能么？至于凡事恪守规矩、依常套、循旧例，既可以确保不给别人添麻烦，又能避耻与遮羞，实际上也是基于对这个驯化社会的服从。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会依循程式，先预备下文案，再照以执行。既然恋爱也有《指南》，教你如何步步为营，扎实推进；接吻更有《必读》，提示你如何先鞠躬说对不起，然后恭行如仪，周到一点的，甚至还图示步骤，那么当他出得国门，不会做即兴随意的无攻略漫游，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不仅如此，一旦脱离熟悉的环境与人群，有的孤悬海外者会顿时陷入空前的紧张与不安中。精神医学家稻村博的调查报告《日本人的海外不适应》，对此有十分详切的描述，譬如有的人会发生程度不等的精神障碍和歇斯底里，有的人甚至想到自杀。人类学家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中，更将其人的无助与焦躁，形容为“被放逐的囚徒一般”。其实追溯历史，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出国一事从来就很纠结，既纠结于别人的出国，也纠结于自己出国。前者，是否让外人到日本旅行，四个世纪前就有过争论，即使是赞同派、大学问家西周，也对放行可能引出的异文化冲突心存忧虑；后者，在是否让国民外出旅行问题上，虽有津田真道这样的积极推动者，以为日本人缺乏智识与开化，通过出国增广交际，是赶上先进国家的好办法，但真正得到落实还要等很久以后。
日本的文化就是这样，对外来思想或许能够开放，但对外人常不免心存排斥。这种排斥的原因，有时仅因为饮食习惯的不同，甚至语言表达有别。他也知道这样做没道理，所以当交会接触之际，表面看去并无立场，更不出恶声，但在心里会重重地给对方打个叉。所以最后的情形只能是这样，尽管日本游客的素质全世界第一，但全世界的在地住民还是更喜欢美国人，为其更愿意说他们的语言，尝试当地的土产。
长谷川终究性格开朗，乐意说出自己的想法。他的意思，“二战”以后，日本已然形成新的国际观，日本国民更是满世界行走。“为什么先生仍会觉得我是另类，而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不如此？”我不知该怎么跟他说。但我在上海的日本朋友，十多年下来，确实除几句简单的问候语外，至今不会说完整的中国话，生活的范围也永远在住家附近。约我吃饭，不是古羊路的“源八”，就是东平路的“炙屋”，且纵使喝到情畅，也只肯“Japanese干杯”。我曾邀他来城隍庙品小吃，但他看来，满上海的美食，不可能好过大酱汤与天妇罗。有时实在寂寞，就在网上约同胞聊天。他告诉我，他身边的日本人也大都如此，既自成一队，又各有协会，必须与外界打交道时，就通过外服公司，找日本人在华生活顾问。总之他的感觉，“生活在上海，就如同掉在荒岛”。久而久之，有的同事心理有了问题，得了抑郁症或环境适应障碍症。此时，他们就会飞去北京的维世达诊所精神科。去那里就诊的，数日本人最多。
我问到过上海的长谷川，今天的上海是否可称荒岛，他连连摇头。但近两万家在沪日企，过五万常驻日本人，许多正抱持着这样的想法，这该这么说。想到文久二年（1862），德川幕府锁国两百多年后，从长崎派出的第一艘官船“千岁丸”，驶向的目的地就是上海。随船而来的纳富介次郎与高杉晋作在所写《上海杂记》与《上海淹留日录》中，记录了他们的足迹，遍及上海的角角落落。而再早一两个世纪的东南亚，从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到西属菲律宾的马尼拉，包括越南阮主政权广南国的会安和大城王国的阿育陀耶，到处有日本商人、武士和天主教徒开辟的“日本人町”（にほんじんまち），其规模之大与人口之众，不由人不感叹，现在派再多的人出国，至多产生几个日本人俱乐部，再不会有“日本人町”，中华街这样的规模就更不要想了。是不是日本人的开拓精神已经丧失？
这次，长谷川没有否认。因眼下许多日本人不愿常驻海外，甚至年轻人都不愿出国旅行或留学的事实，他是知道的。过去十年，与中印两国留美人数翻番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的留学生却减了一半。有识者担心，如此下去，怎么培养日本人的国际视野，又怎么能在下一代建立起广泛的人脉关系。但许多调查的结果很现实，那些留学生回国后反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因为他已脱开了与这个驯化社会的联系，已失去了集团性的一体连带。我说，“我很记得新渡户稻造的感慨，日本人精神结构里是否真的缺少一种超越的价值观。”长谷川沉默。
这样到了锡耶纳，他的兴致似减了许多。要说锡耶纳这座中世纪古城，虽然历史悠久，与其他欧洲城市其实区别不大，照例有市政广场和大教堂构成的老城，无数的尖塔，以及断断续续围合的城墙，只不过前者建得像一个巨大的水槽，凹陷而平坦；后者有五彩大理石构筑的辉煌正面和俯视人群的高耸的哥特式尖塔。我问长谷川，是否因此前的话题太过严肃，导致他游兴大减，他摇头：“老实说，一路走来，我对这种老套的建筑格局已心生厌烦。”能这样实话实说，也是他的好处。“你应该了解的，我们日本人喜欢的是自然和艺术，像这样森严高凸的建筑，终究多了压抑，少了人情。”这次我没再反驳他，心里想的是桶口忠彦《日本的景观》一书的解说，日本人从来喜欢由山谷、河口与平原构成的“凹型景观”，而不欣赏由山顶、丘陵构成的“凸型景观”，因为它以一种“眺望的形象”，构成了太过明晰的看与被看的关系，远不如前者以一种“掩身的形象”，既征象着现世与来生的联系，又涵示着隐晦的渗透关系。要而言之，他们就是不喜欢这样的看与被看。
第二天，我要转道去圣基米尼亚诺了，那是一座建在山上的由十四个城堡围合成的中世纪小城。有鉴于它“凸型景观”得厉害，我没指望长谷川有兴趣同往。西方人有谚语，“旅途中的爱情不长久”，其实旅途中的友情也同样。我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回国后，收到他邮件。告诉我之所以独自欧游，是和朋友打赌。对方赌的是不出一月，他就会对海外旅行兴味索然。而他返程回国，正在离开日本的第二十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