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邵宝山、白锡庆、宁砚宸这几个名字，银川爱听书的老人们可能耳熟能详。
笔者曾跟这三位当时颇有影响的说书艺人近距离接触过，他们当年的音容笑貌仍似在眼前。
我们把大家的记忆拉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只为带您重温那个时代的一段生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在银川老市场（原银川商城）的曲坛上，曾活跃着三个颇有影响的评书艺人，他们是：邵宝山、白锡庆、宁砚宸。
我家就住在老市场附近，我经常去听书，加之我的父亲曾在茶馆里做过多年伙计，我在课余和放寒暑假期间，常有顶替父亲去茶馆“倒水”的机会。
时间长了，我跟这三个有名的说书艺人混得挺熟，对他们的性格特征和艺术特点都有了些了解，虽然时隔五十多年，但我至今记忆犹新。
原银川老市场位于已拆除的银川商城西侧，一式简陋低矮的土坯平房，显得破旧不堪，住的多是靠摆旧货摊卖故衣的城市贫民。
那时，老市场分为东西两大块，东边一块叫“蔬菜市场”，一条长廊摆满了嫩绿翠黄的鲜菜；西边一块叫“故衣市场”，里面有打拳的、卖艺的、算卦的、卖杂七杂八的。
邵宝山、白锡庆、宁砚宸三人的说书场就设在故衣市场里人多热闹的地方。
白锡庆的茶社在南端，名为“新民茶社”；邵宝山的茶社在北端，名为“新新茶社”；宁砚宸的茶社与邵宝山的茶社并排，独居西头。
这种“三社鼎立”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一种竞争态势。
用宁夏方言说书的邵宝山
邵宝山（1909~1977年），银川市永宁县望远桥人。
从小在家务农，后来做“炭牙行”，也就是给卖炭的老板和买炭的顾客之间当“中介人”。
邵宝山个头高大，足有一米七八左右，络腮胡，头部右上角长着鸡蛋大小的肉瘤，以用宁夏方言说书见长。
邵宝山后来怎么就说起评书来了呢？这至今仍是一个谜。
只听人说，一个艺人曾对他做过一些指点。他靠着自己的聪明，摸索着就说起评书了。
从别人对他的反映和我跟他的接触来看，邵宝山因家贫识字较少，只能算个高小文化程度，因而，他说走嘴念错字的地方比比皆是。
一次，我替父亲在茶馆倒茶，听邵宝山说到宋朝派军队到江西鄱阳湖去围剿杨幺等起义军将领，他把鄱阳湖的“pó”音念成了“fān”。一场书说下来，我就给他提了个醒，他“唔”了一声。以后再说到这儿时就改过来了。
好在听众都了解他的底，听到他说错了一笑了之，谁也不跟他较真儿。
邵宝山是老市场里唯一用宁夏方言说书的艺人，尤其是一个“啊”字声音拖得很长，听起来似有唱的味道，很好听。
说书得有话本，我也常见邵宝山手里握着的不是《包公案》就是《七侠五义》等，对这些大部头的古典小说，他是否都能看得下来，我有些疑问。
实际上，邵宝山说书不完全是靠看了话本再去说，很多时候是凭脑子记。
对这一点，过去曾与邵宝山有过密切接触，曾在老市场茶社里做过伙计的黄福证实说：邵宝山的脑瓜特别灵，记忆力特别强，因他少年时听了好多古书，都记在了脑子里。
他说书时，三分依据书上所述，七分凭借过去听书的记忆，再加上自己编故事的能力非常强，临场发挥好，颇能吸引人。
一个《小五义》，仅白玉堂进藏珍楼这一节，别人说个三四十分钟足可以收场了，而到了邵宝山嘴里，“弯子”可就多了，进了这个“门”，又迂着那个“道”，过了这个“道”，又碰到那个“坎”……光这进门一节，他足能讲上两三天。
奇怪的是，听众像傻子似的非但不厌烦，反而听得津津有味。
一般来说，在老市场的几个评书艺人中，上座率最高的当属邵宝山的“新新茶社”，几乎天天满场，节假日连茶馆门前都挤满了人。
尤其是当邵宝山讲他最为拿手的《李自成》《封神演义》这两部长篇评书时，更是叫座。只听他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把一个个“神仙”表述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
听众无不为之动容，称邵宝山为“邵半仙”。
邵宝山虽然文化程度较低，但他肯学习钻研，跟当前形势联系紧密。
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感召下，老市场其他艺人还抱着古书不放的时候，邵宝山毅然带头说起了“新书”。
他先说了一部长篇评书《吕梁英雄传》，又紧接着说了一部《烈火金刚》。
不知是群众对新书听不惯还是邵宝山说“新书”的本领不到家，他说旧书时场场满座，但一改说新书后听众就去了一半。
这极大地挫伤了邵宝山说新书的积极性。试验了一个阶段，新书越说听众越少，邵宝山不得不仍改说古书，听众又蜂拥而至。
不管人们对邵宝山说新书是怎么评价，但就邵宝山敢于将反映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日斗争题材作品搬上曲坛，这本身就带有创新精神。
邵宝山的晚年生活比较凄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他被剥夺了说书权利，“发配”到银川市三中当看门人。
不久，又患了半身不遂的病，卧床3年，吃拉在屋，于1977年，在痛苦与疾病的折磨中死去，享年68岁。
得到名师真传的白锡庆
白锡庆（1914~1992年），河北省武邑县人，艺名太岚。
解放前夕，白锡庆来到银川，经过多年闯荡，置下了“新民茶社”这份家业。
白锡庆中等个子，留平头，一身黑布裤褂，裤脚用黑丝带扎着，显得既精神又潇洒。在三个评书艺人中，唯有白锡庆文化水平最高。
他自幼读过私塾，二十岁拜在著名评书艺人李玉青门下，得到名师的真传。
他说评书基本都是按照话本的内容照章循序一丝不苟地贯穿到底，是比较正统的评书艺人。
白锡庆在说评书时，所做比画动作和拟音状物本领，和我国大名鼎鼎的评书家刘兰芳、袁阔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原银川老市场的三个评书艺人中，我最推崇的就是白锡庆。
闲暇时，我听书到他的茶馆里居多。这使得他一度曾萌生了要收我为徒的想法，并把一本名为《东山岛少年战斗故事》的书送给我看，让我看后学着讲，由他来指导。只是因为我虽然爱听书，但不愿学说书，所以他的良苦用心终未能实现。
白锡庆严谨刻板的说书作风和邵宝山善于发挥的随意作风，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各有自己的听众。
相对之下，白锡庆这边的人要比邵宝山那边的人少许多。
白锡庆说过十多部书，比较出名的有《武松传》《三侠剑》《施公案》《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其中最拿手的当属《三侠剑》，光我听他说这部书起码不下三遍。
在另一部名为《武松传》的书中，白锡庆也有上乘表现。
尤其说到“醉打蒋门神”一段时，他把蒋门神酒醉后前俯后仰跟头趔趄的醉汉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观众叫好不迭。故白锡庆又有“醉汉”之称。
据银川市群艺馆干部张复兴撰文介绍说：白锡庆于解放初期也说过诸如《新儿女英雄传》之类的新书，并得到西北局领导的表彰和彭德怀元帅的题词：“多翻些古书，说给群众听”。只是当时我还小，这些事都未赶上。
白锡庆严谨的评书风格是他的长处，同时也是他的短处。
因为写这些旧小说的作者大多是那个时代的御用文人或穷困潦倒的书生，他们对一些事物的观点和评价，不可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阶级烙印和局限性，难免将白的说成黑的，将黑的说成白的。
作为评书艺人，就应该用阶级的观点去区分是非曲直，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但白锡庆在这方面似乎不够大胆，没能有意识地去“更正”古书中的明显错误。
一次我听他说《三侠剑》，说到威震绿林的盖世大侠盛英晚年投靠清廷，奉主子之命三下台湾（也叫盛英打台湾）去讨伐“逆贼”郑成功，我听着心里就犯了疑：我们学的历史课上，不是说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吗？怎么这书里却把郑成功说了是“逆贼”呢？
又有几次，我听他说到清朝的得力鹰犬、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黄三泰和黄天霸父子俩如何英雄一世，而把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绿林好汉窦尔敦说成是“一窝草寇”，心里很为窦尔敦鸣不平。
虽说这些错误属于原作本身，但白锡庆没能有胆识为这些“冤假错案”平反，而是让错误继续蔓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
白锡庆平时说书时显得文质彬彬、头头是道，但也有火气上来失态的时候。
那是1955年夏天，我在“新民茶社”里听白锡庆说书。
不知为什么，他说着说着忽然不说了，将折扇往书桌上一扔，用手指着一个叫张鸿的茶房掌柜厉声训起来。
张鸿回了两句嘴，俩人差点打起来。好在听书的人多，大伙纷纷上前劝解，并拉张鸿向白锡庆赔了不是，白锡庆的火气似乎才消了点，又重新“书归正传”。
1956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背着书包去银川二中上学。
刚走出家门没几步，只见老市场东头的空场子上围了一大圈人，中间有一个户籍警和几个街道干部，旁边低头站着白锡庆。
我看见白锡庆的双手被麻绳反绑着，上身披了件棉咔衣。
隐隐约约听穿白警服的户籍警向群众宣布说，白锡庆是什么“强奸罪”，现依法逮捕。
听了宣布后，我心里很为白锡庆惋惜。一个有文化的人，怎么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以后要听他说书，不知要到哪一年了。
据知情人说，白锡庆仅劳改了两年左右就被提前释放了。
“文革”时期，他又被“迁赶”回原籍农村。
我再次见到白锡庆已是1978年了。
他已落实政策，在银川市西塔附近的一个茶馆里重操旧业。
这时，站在说书台上的他，精干和潇洒已不见了，只有满头白发和一张镌刻着艰辛生活的多皱的脸。
据说，白锡庆于1992年因病去世，终年78岁。
敢于创新的宁砚宸
宁砚宸（1897~1960年），天津市人，别名宁胜魁，艺名莫笑余。
早年跟天津京剧老生苏廷魁学过艺，因演技胜于师傅，故被群众称为“宁胜魁”。
又因他演“济公戏”见长，素有“活济公”之称。
20世纪40年代初，宁砚宸因嗓子“倒仓”改说评书。
1955年前后，我看宁砚宸已近花甲之年了，他长得瘦小干巴，但一登台说书，却显得精神矍铄、中气十足，一点儿也不显老。
据我所知，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如今都从事戏剧演艺事业。
宁砚宸说评书刻画人物形象较细腻传神，他既不像邵宝山那样，说起书来发挥个没完，也不似白锡庆那样拘泥于书本。
宁砚宸的说书风格基本介于这二人之间，他一般在不损害原著的前提下，敢于有所创新，给听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说的《济公传》是最好的证明。
他表演的济公，时而装傻撒泼，时而喜怒无常，动作夸张而不委琐，举止可笑而不油滑，尤其济公借“疯癫”戏耍权贵惩治贪官等段子，宁砚宸表演得活灵活现，引得观众捧腹大笑。
大家都说：老宁简直把济公演活了。
据说，宁砚宸年轻闯荡江湖时，演济公已出了名。
一次，他到河南开封县一个茶馆里听人说书，赶巧当日书目正好是《济公传》。
宁砚宸找个位置坐下来侧耳倾听，还不时点一下头。这时，听众席上有人认出了宁砚宸，脱口喊了一句：“那不是活济公来了？”这一声喊，把书场里的人都惊动了。
听众将目光齐刷刷转向了宁砚宸，纷纷要求他露两手，就连书场的掌柜也盛情相邀。宁砚宸推辞不过，就大方地说了一段《济公看病》。
宁砚宸的精彩演说和带个性化的形体表演，把大伙都逗乐了，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叫好声不断。
从此，宁砚宸的“活济公”的名号叫得更响了。
不过宁砚宸只有《济公传》一部书出彩，只要他说《济公传》便场场爆满，而一改说其他书，听众就大幅度滑坡。这对于一个评书老艺人来说，也是颇让人伤脑筋的。
从我对宁砚宸的了解来看，宁老爷子是个性格耿直，为人坦诚，一辈子只图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说书。
即使这样，他也很难保全自己。
因他过去有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每次运动都被揪出来。
据曾在老市场茶馆里当过伙计的黄福说：1960年11月，正值宁夏“双反”运动进入高潮时，一天晚上，上面来了几个人，在曲艺队开会批斗白锡庆，把宁砚宸也拉来“陪斗”。
批斗会很晚才散，宁砚宸回到家里连吓带气，不出三天就撒手人寰了。
文章选自《宁夏文史资料第29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