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永加
有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择一世,忠一生,披荆斩棘传承匠心。他们的手,有毫厘千钧之力；他们的眼,有秋毫不放之功。他们传承“工匠”精神,在工作岗位上精益求精、推陈出新。当下有各行各业的顶级技工用双手筑造梦想,在古代亦有诸多能工巧匠。正所谓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劳动诞生了能工巧匠,工匠推动了科技进步。宋代的工匠灿若星辰,我们不妨通过一些趣事去看看他们的风采吧。
建筑工匠走出国门
宋代的建筑工匠十分了得,建筑大师层出不穷。营造法祖李诫,作为北宋著名建筑家,他主持修建了开封府廨、太庙及钦慈太后佛寺等大规模建筑。他编修的《营造法式》是一部建筑科学技术百科全书,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附有非常珍贵的建筑图样,其中既有工程图,也有彩画画稿,既有分件图,也有总体图,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工程制图学和美术工艺的水平,对后世的建筑技术和建筑学具有深远影响。
更为可喜的是,宋代的建筑艺术还走出了国门。南宋孝宗淳熙七年,日本东大寺曾一度毁于战火。据日本九条兼实的日记《玉叶》记载:日本寿永元年(1182),即南宋淳熙九年,重建时,由于日本工匠无力修复,就聘请了正在日本的中国建筑师陈和卿为总技师,指挥两国匠人重建了东大寺；来自明州(今宁波)的工匠伊行末等四人则负责雕造了南大门的雌雄二狮,据《东大寺造立供养记》记载:“建久七年,中门石狮、堂内石胁士、同四天像,宋人字六郎等四人造之。”这位“六郎”,即明州工匠伊行末,所用的石材也是从大宋明州购买的。陈和卿、伊行末参与重建东大寺,充分展示了中国建筑文化艺术的技艺。
刻书匠的气节
众所周知,宋版书版式疏朗雅洁,字大悦目,行格疏朗,字体结构精严,镌刻工整,书法精美,且用墨清纯匀净,纸张坚致有韧性,因而极其珍贵,早就有“一两黄金一页宋版”的说法,如今已经成了国宝级文物,这是当时刻书工匠的杰作。他们从笔画到插图,从版式到字号,从校对到印刷,全是手工完成,字里行间全是他们精湛的艺术功力和敬业专注的职业精神,堪称真正的中国制造。
毕昇是杭州书肆一个刻工。他根据实践经验,发明了胶泥字上刻字,用火烧硬后便成为活字,实现一字一印,反复使用,省时省力,节约材料,体现了毕昇勇于探索创新的工匠精神。
宋代刻书工匠十分珍惜自己的荣誉,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这应该是最早的版权吧。宋光宗绍熙二年,建安余仁仲刻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时,在卷末刻道:“公羊谷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宋代的广大刻书匠不仅有精湛的技艺,更有高尚的人格魅力。据《邵氏闻见录》载:“长安百姓常安民,以镌字为业,多收隋、唐铭志墨本,亦能篆。”蔡京为相时,上书皇上,要把元祐党人司马光、苏轼等入党籍,刻石立于文德殿门,并要求全国州县,每地都刻“元祐党碑”,长安也需要立碑,官府召常安民刻字,他说:“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温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他不愿意做这种缺德事,官府要治他的罪,他哭泣着说:“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刻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他不敢辞掉这个差使,请求石碑末尾处不要刻上他的名字。
针匠家注册商标
在北宋的济南,有一家制造缝衣针的工匠商铺,叫刘家功夫针铺。他们的造针技术十分高超,原材料上严格把关,专门收购上等的钢条,造功夫细针,并且为自己注册了兔儿的商标。
他们不仅产品优良,还善于宣传自己,打造名牌,搞好营销,利用当时印刷业发达的优势,大做文字图片广告。
国家博物馆现存的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白兔商标铜版,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商标广告,是用铜版印制,该铜版长13.2厘米、宽12.4厘米。印版上方有“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字样,正中有白兔捣药图,两侧注明“认门前兔儿为记”,提醒人们认清白兔品牌,下方还有说明文字: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意思是自家细针质量不凡,交货及时,客户订货优惠多多,而且还有白兔作为防伪标记。该广告图文并茂,印刷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这个广告做得非常精美到位,雕版中最为突出的是针铺产品“针”,兔儿抱的“铁杵”,令人不由想到李白幼时“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典故,向世人传达了他们秉承匠心的精神。可见,刘家针铺为了搞好宣传,的确在策划上下了一番功夫。
其实,当时广告宣传在各行各业应用很广泛,北宋大诗人欧阳修曾有诗写道:“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虱……价高仍费钱,用不过数日。”这里记载的笔工,相当于现在的写手,也自做招牌做广告,以吸引客户。
银匠家出宰相
宋代的工匠不仅技术好,而且重视文化发展,注重对自身及后代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也许是当时科技发达的原因之一。据北宋李昭玘《乐静集》载:京东路莱芜铁器制造工匠吕正臣,出身儒家,“博学工文,不专记诵,务晓大意”。有文化的工匠当然不一般,他的铁器制造一度垄断了京东路的铁器市场,成为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
在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中,也记载了缙云县官办造酒榷署的一位酿酒师,他不仅精通酿酒这样的化工技术,还能写出其配方和工艺,可见其文字水平也很高。
宋代工匠还十分注重后代的文化教育,前文所说的刻字匠长安常安民,就重视“教其子以儒学”。据洪迈《夷坚志》载:在州学兴盛的政和年间,饶城县帽匠吴翁,“日与诸生接,观其济济,心慕焉。教子任钧使读书,钧少而警拔,于经学颖悟有得。”后来其子果然考中入仕。
最为典型的是官至宰相的李邦彦,据《宋史》载:李邦彦“父浦,银工也。邦彦喜从进士游,河东举人入京者,必道怀访邦彦。有所营置,浦亦罢工与为之,且复资给其行,由是邦彦声誉弈弈。”在父亲的全力培养下,李邦彦当上了宰相。由于其父亲的工匠身份,别人常嘲笑他,他母亲却说:“宰相家出银工,乃可羞耳；银工家出宰相,何羞焉?”可见银匠李浦有远见卓识,把儿子培养成了高官。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的确,无论是土木工程还是航海技术,无论是印刷还是火药,无论是机械、纺织还是冶金,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严谨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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