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揭示了在短期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随着任何一种可变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连续等量增加，该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在递增达到最高水平之后一定会呈现递减的状态，甚至递减为边际产量为负。该规律通常也被称为边际产量递减规律。
在生产过程中，有些人会认为，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总是多多益善的，要素投入量越多则产量越高。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因为，任何现实的正在进行着的生产，其固定要素投入量都是既定的，即属于短期生产。
短期生产中的固定要素和可变要素之间存在一个最佳的投入数量组合，一旦可变要素的投入量超过最佳投入数量组合的要求，其边际产量自然也就递减了，从而导致总产量的增速放缓，甚至总产量下降。这便是边际产量递减规律成立的原因。
可见，在生产过程中可变要素的投入数量绝不是简单的多多益善，而是要数量恰当，要与固定要素投入量相匹配。
其实，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假定边际产量不是递减而是始终保持不变或者保持上升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在固定要素给定的前提下随着可变要素的无休止投入，总产量便可以无限地增加。这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除非在神话里。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譬如，在固定的机器设备下不恰当地使用过多的劳动，就会导致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甚至在极端场合还会导致总产量下降。再譬如，在固定的耕地面积上使用过多的化肥，那么，对农作物的生长肯定是不利的，甚至还会伤害农作物导致减产。
在此，我们可以联想到 “大跃进” 的年代，当时提出 “人有多大力，地有多高产” 的口号，这显然是不现实、不科学的，所报道的过万斤的超高亩产量也是虚假的、根本不可信的。因为，在当时给定的技术条件和土地资源条件下，无论投入多少数量的劳动力或肥料等可变要素，其亩产量并不会无限度地增长；在边际产量递减规律的制约下，亩产量在达到自身的一个最高水平之后，必然会下降。
下面，我们再来谈另一个相关的话题，此话题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关。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1766-1834) 于1798年出版了著作《人口原理》，并于1803年增订再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在人类社会，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他还援引美国人口每25年翻一番，土地生产物只能依算术级数增加作为例证。于是，他认为，人类社会会发生大饥荒和危机，未来的前景是可悲的。 一般认为，马尔萨斯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边际产量递减规律。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马尔萨斯所描述的那么糟糕，这通常主要归因于20世纪以来的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理论上说，尽管与其他产业一样，农业生产的边际产量也是递减的，但是，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不仅使得农产品生产的边际产量最高点的位置可能推迟出现，而且边际产量曲线的整体位置也可能不断向上移动，于是，“边际” 意义上的农产品的产量不断提高，其总产量也是不断增加的。
下面来看一下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近几十年来人口增长迅速，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居民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是巨大的。表4—2和表4—3分别是我国在1978-2013年间主要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和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的统计表。
由表中可见，在1978-2013年间，除少数个别年份外，我国主要农产品 (包括谷物、棉花、花生、油菜籽等9种农产品) 的单位面积产量都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同时，我国人均主要农产品 (包括粮食、棉花、油料、 猪牛羊肉、水产品、牛奶) 的产量也是持续增加的。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好地解决庞大人口对粮食的巨额需求问题，或者说吃饭问题，主要来自制度和技术两方面的原因。
从制度层面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业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市场化、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等，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这些也被称之为制度 “红利”。
从技术层面看，农业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包括良种的研发及应用、农田基础设施的改善、农业机械的使用推广、 高效化肥和农药的广泛施用等等，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这些制度和技术因素的作用，最终具体表现为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以及人均农产品产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满足了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饥荒仍然存在。而且，从长期看，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自然条件的恶化，以及人口增多和粮食需求增大等等各种可能的影响，人类所面临的粮食问题的挑战依然是严峻的和万不可掉以轻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