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长时间的社会历史发展，黔郁交汇地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标签，即以宾阳姓氏总堂为中心的祖先认同。该现象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当地人在利用长时间区域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资源进行的创造。
对唐碑与韦厥关系的构建
为南宋人王象之编撰的《舆地纪胜》。该书约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上距《智城碑》的刻制已有530年。
该书第一百十五卷注云：“去城四十里，唐韦厥所隐之洞。一山峭壁千仞，勒碑其上。”
又在“人物·韦厥”条下注云:“汉韦元成之商。唐武德七年，持节压服生蛮，开拓化外，诏领澄州刺史，后隐于智城洞。公与诸子皆封侯庙食，为庙者九。”
又在“碑记·韦厥碑”条下注云：“智城去县四十里，盖韦厥所隐之洞。碑乃廖州刺史韦敬辨所撰。”但该书没有录下碑文，也没有提到《大宅颂》碑，碑文的作者记为韦敬办。
《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城洞》碑，现在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化保护文物，成为了上林人的骄傲和宣传旅游的亮点，并分别修建了圣书大庙和智城大庙。
但两块唐碑至早到了南宋王象之编纂的《舆地胜记》方见记载，该书将韦厥与《智城洞碑》联系在了一起，书中记载韦厥在唐武德七年，持节来上林压服生蛮，开拓化外，诏任澄州刺史，后隐居于智城洞，公与诸子皆风侯庙食。
到了清代，韦厥成了当地人的神灵，通过记载，我们可以得知，至迟到清朝晚期，韦厥已经成为了下无虞乡十冬的地方送子、送雨之神，且修有庙宇进行祭祀。
每逢亥卯未年正月之吉，乡人举办醮会延请巫师抬轿出游下无虞乡十冬之地，所过之地，有求子之男妇以手巾、小儿鞋挂在轿上，如果到了规定时间不游神便会干旱。
此晚清的地方文人也注意到了韦厥与智城洞，将之记载在其著作中。
到了民国，当地民众分别在《大宅颂》和《智城洞》两块碑刻处修建圣书大庙和智城庙，纪念唐碑和韦厥。
韦厥本是唐朝西南地方首领，在碑文中则被当成了当地韦氏神化的始祖，是韦护之次孙、元芳次子，青州籍人。实际上，最早记录韦厥事迹的《舆地胜记》中并无韦厥中武举的记载，亦无关于子孙的记载。韦厥生子金轮、银轮，父子三人俱有神通，保护一方百姓，地方乡贤为他们立庙，民国以来毁坏不少，圣书大庙亦不免于难，于是韦氏后人特立此碑，告诫后人不忘祖先神圣事迹。
明显，此处，将韦厥、修城的韦敬办、刻碑的韦敬一视为一人。在这里，上林本地韦姓将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韦厥、韦旻认作祖先，并创造出金轮、银轮这两位人物。
实际上，最早记录韦厥事迹的《舆地胜记》中并无韦厥中武举的记载，亦无关于子孙的记载。
最早能见到韦旻的记载则在康熙《上林县志》：
韦旻，宋人，集画一楼闭门诵读，无所不通，人以画楼目之，元祐间应举不第，遂隐于罗洪峝，号白云闲叟，时许德言以龙图阁学士做迁宾州太守，长与旻论治心养性守
气安神之说，甚悉，每欣然忘倦，乡人咸推重之。
韦旻是宋人，绝不可能与武周时期的韦厥为兄弟，且“元祐间应举不第”，亦不可能当文进士，金轮、银轮在清代的县志记载中不曾见有记载，故该碑文有后人的杜撰和美化的成分，强行将韦厥、韦旻、金轮、银轮这些韦姓相关的人物联系在一起。
到了现代，当地人又对三人的关系有了新的阐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新修的圣书大庙内，有两块碑分别纪念金轮和银轮，此两块碑文，延续民国时期将金银轮视为韦厥子的看法，明确区分金轮为长子，银轮为次子且和韦敬办为同一人。
他们都于唐朝随父征剿黄毛贼，任官澄州刺史，都有文进士的功名。金轮圆寂仙逝之马山严花洞，成为各旗历史祭奠之所，被命名为金轮洞府。银轮的后裔山涛公生景岱、景明、景宗、景福、景文、景武于唐后期平定广西，是上林韦氏的祖先。
借助唐碑的记载，将韦厥奉为高祖，将当地神灵金轮、银轮纳入祖先行列中，宣扬祖先征战平蛮的故事，是当地韦姓在清朝实行一条鞭法之后，为获得合法占有土地、话语权、读书权力等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联合的一种手段。
可以看出山涛公、景岱、景明等人物，与宾阳的韦氏总堂有联系，此处的韦姓也在述说着“祖先来自宾阳”的故事，这是清末以后地方动乱导致宾阳、上林韦氏进行联宗带来的影响。
由于韦姓在东兰、南丹是大姓，长期承袭土官职位，家族势力强大，上林的韦氏有不少是明朝从桂西过来平乱的后人，即使受到宾阳强大话语权和拉拢势力的影响，在编修族谱和叙述祖先故事时带上了宾阳韦氏的印记，仍然能保留东兰韦氏的痕迹。
建国之后，国家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抑制宗族势力和文化的发展，上林的韦氏在这段时间内，受到宾阳韦氏总堂的影响减少，而上林本地因地缘关系发展起来的东兰韦氏势力得到发展。
狄青征讨侬智高与宾阳各姓的定居话语
宾阳的姓氏总堂，在追溯自身祖先来历时，习惯于将祖先来源地认定为山东青州、河南等地，于宋皇祐年间随狄青南下征讨侬智高，之后便留居广西镇守边疆，经过近千年的发展，至今子孙繁衍昌盛。
笔者联系到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不少宗族，在讲述祖先来历时，都会讲到广东珠玑巷的故事。
具体的细节会略有不同，但大致的故事框架如下：南宋末年，胡妃逃亡出宫后，住在广东南雄珠玑巷，后来事情败露，朝廷派兵剿杀，珠玑巷的人受到牵连，被迫南迁避难逃到珠江三角洲定居。
宾阳狄青征讨侬智高的故事，同样隐喻着说话人想要取得合法身份的述求。八寨瑶变之后，明朝廷派出众多军队，征调桂西狼兵进驻黔郁交汇地区。
战乱平定下来之后，王阳明和刘尧诲分别就当地的长久治理献计策，其中都提到将征调过来的狼兵分点屯驻，划分田地，优惠赋税，使他们能够且耕且守，闲时耕种，战时出征。宋代以来，在理学的发展和士文化下移的推动下，儒家的宗法理论和家庙礼仪也渗透到乡村士绅。
在追求对国家忠诚、对先祖孝义的过程中，祠堂和宗族开始发展起来。
虽然地方士绅有修建宗族的需求，但是想要顺利收拢族人建立祠堂、厘清世系、编纂族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需要有一位甚至几位拥有经济实力、拥有话语权的组织者之外，还需要族里有拥有可以书写族谱的读书人和拥有科举功名的士绅。
朱熹等理学家在制定《家礼》时，规定了修建家庙的只能是贵族，庶民不能为祖先立庙，只能通过到佛堂或者坟墓去供奉或者祭祀祖先。但是明末能够建立祠堂的“品官之家”数量亦不算多，因此修建祠堂还未在黔郁交汇地区成为一种风气。
可以看到部分宾阳姓氏总堂将修建祠堂的历史追溯到明末，但只占极少数比例，且中间出现“失修”的情况，亦不排除有攀附的成分。
尽管如此，下层百姓也自有其应对之法。
部分有能力修建祠堂的姓氏，在收宗敬祖时，就攀附同姓的品官之家，将谱系与之相连，取得修建祠堂发展宗族的资格。
由于狄青带领自己的五千余名蕃落骑南下，战后又命余靖等人留在广西善后，因此将自身祖先追溯至随狄青来粤西征战昆仑关并留守就广西有了历史的依据。
此外，狄青作为朝廷的战将，与代表“叛乱”的侬智高站在了分明的立场上，分别成为八寨瑶变中作为国家正统下的“民”“军”和处在“叛变”位置下的瑶的影射。
山东为孔孟之乡，是儒学的发源地，是历代统治者和士子推崇的地方，所以成为了祖先来源地的优选，或许真有某户“品官之家”是从山东迁徙至此，后世攀附成风，便形成如此一说，但这在学界中没有固定的说法，笔者也只是提出自己的推论。
总而言之，通过构建一套先祖随狄青南下征战侬智高再定居广西的故事，宾阳的土著向外传达了自己“非土著”的身份和拥有户籍资格的信息。
宾阳的姓氏总堂在叙述自身定居的历史时，习惯于谈论狄青征战侬智高的故事，虽然具体细节各有出入，但总体叙述框架一致。
该故事是在八寨瑶变后，国家的势力渗透至地方并在当地划分了一个正统性的标准和界限，新进入里甲系统和原来处于里甲系统中的人，都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而礼制上“品官之家”可建家庙的改革，让当地士绅有了修建祠堂，使家族获得优势地位的机会的背景下被运用和发展起来的。
为了隐藏自身的土著身份，他们便从地方历史中寻找可以利用的资源，而狄青征战侬智高的事件恰好符合国家正统立场和中原汉人来源的条件，成为被广泛运用的工具，而部分姓氏由于祖先有明朝自桂西迁徙至此地的历史，便又在其中增加曲折的迁徙过程。
总结
本文研究的位于黔江、郁江交汇地区的宾阳，是一个多民族混居之地，生活着以壮、汉、瑶为主的不同民族，同时这里也是一个语言的博物馆，壮话、瑶话、平话、客家话、桂柳话、普通话均有人操持，甚至有人能同时掌握几种语言。
更令人瞩目的是，在这里有众多被称为“总堂”的姓氏祠堂，而周边不同地区有众多不同姓氏的人们都在诉说着“祖先来自宾阳”的祖先故事。
在当今社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已成为中华儿女的共识，本研究对于加深对该区域各民族历史的认识，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